潘伟迪

潘伟迪

潘伟迪出生在印度的富裕家庭，父亲是制药厂经理，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这个阶层掌握着印度的商业和政治。出生时占星师对他父母说：“今后这个孩子触碰到的一切都会变成金子。”

16岁时潘伟迪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4个学位，1976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经济学，后来到印第安那大学教金融学。当时正是普通大学教授突然得以进入金融金字塔顶层的时候，华尔街需要所谓的“科学家”帮助他们理解并设计复杂的投资工具，潘伟迪敏锐地看到机会。1983年他加入摩根士丹利，是当时公司雇用的首批印度裔员工之一，高超的交易技能和谨慎的风险管理能力帮他获得了投行部门的最高职位。他很快得到了一个名声——有动力的银行家，他是办公室里最聪明的人，同事们发现最复杂的分析只有他能完成，而他也明白这一点。

当年，摩根士丹利和添惠(Dean Witter)合并后，为争夺公司第一把交椅，裴熙亮和麦晋桁展开了一场恶斗，导致众多高管离职，潘伟迪是这些高管中的一员。

同众多华尔街“明星”一样，离开摩根士丹利的潘伟迪，同从前的同事共同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OldLane。

 13个月后，2007年4月，花旗集团以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Old Lane，将其并入花旗集团的另类投资平台(Citi AlternativeInvestments，简称CAI)。对于一只只有13个月历史、管理资产45亿美元、业绩并不出众的对冲基金，这个价码着实不菲。而且，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收购后，潘伟迪出任CAI首席执行官，领导集团的另类投资业务。时任花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 Chuck Prince 当时这样评价这笔交易：

“这既是一次收购，更是一项投资：投资于OldLane堪称世界水准的人力资源，投资于一个出色的管理团队，这个团队在机构证券业务方面拥有出色的盈利记录，更是投资于潘伟迪和John(潘伟迪的合伙人John Havens，现任花旗机构客户集团首席执行官，主管花旗的机构业务)来领导 CAI。”

分析人士认为，花旗之所以收购Old Lane，只是为了将包括潘伟迪在内的一干人等罗致麾下。实际上，并购案尚未尘埃落定，投资分析师RogerEhrenberg即在自己的博客中评论道：“这是史上最昂贵的高管招聘”，因为花旗需要人才来管理业绩长期乏善可陈的另类投资部门，并需要后备力量准备有朝一日接管整个集团。Ehrenberg进一步指出，“如果地球上最大的金融服务企业无法直接了当地吸引顶尖人才，其问题远远大于为收购OldLane付出的真金白银”，并恰如其分地称花旗的这一做法为“自暴自弃”。

潘伟迪是个投资分析的高手，但并非天生的领袖，他缺乏个人魅力，灵巧圆滑以及与人交往的智慧。他发现在投行中具备以上所有特质的人是约翰·海文斯。海文斯在摩根士丹利老一代精英群中有很高声誉，他和潘伟迪似乎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同样在证券分部，他们却发展出奇妙的合作关系，潘伟迪能设计出各种各样新潮的投资产品，海文斯能将这些产品毫不费力地推销给客户，与此同时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潘伟迪的设计，潘伟迪开始欣赏海文斯，不仅是他的销售能力，还有他参与产品设计的能力。作为回报，海文斯利用潘伟迪的头脑在公司内获得更高地位，1997年当证券部主管离职的时候，两人都成为继任的候选人。潘伟迪是一个策略家而海文斯是个领袖，当时的状况下是策略家胜出，潘伟迪获得证券部主管的职位，海文斯是替补。后者肯定不甘心，但是这并没有伤害两人的合作关系，反而使之更紧密。

最亲密的朋友形容潘伟迪是个躲在权力后面的人，太温顺而不敢直接追求权力，甚至没有野心说出“权力”这个词。

可对于潘伟迪来说，华尔街是个精英领导的世界，谁具有最聪明的头脑就应该有最高地位，他从来都有野心，只不过习惯了低调，而很多在投行沉浮多年的人正希望看到低调的人在阳光下获得应有的权力。当然他也遇到很多批评者，认为他的管理方式过于苍白、机械，而这种苍白并不是害羞或者低调造成的，恰恰是手段圆滑的表现。

作为领导，潘伟迪非常谨慎，总是希望承担最少风险的同时赚最多的钱。当对冲基金出现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不直接投资而是充当买卖中介，除非确信考虑了所有风险，否则不会贸然行动，这种小心翼翼的耽误往往会让周围人感到不悦。批评者认为他之所以这样不过是规避任期中的一切风险，保证自己能在权力抛物线上顺利上升，他最能体现权威的还是自己的头脑，很多人都有点怕他，因为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得像个傻瓜。
　　
很大程度上潘伟迪和华尔街的文化格格不入，他尽量避开多数银行家所渴望的炫目装饰——高尔夫、奢华汽车、葡萄酒和雪茄烟。他把大部分空余时间都给了结婚20多年的妻子斯瓦蒂和两个孩子。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开一辆面包车四处运载自己的大家庭。一次一个同事在电影院看到他，吃惊地发现他没有穿三件套西装，而是一件超大衬衫和牛仔裤，看上去就像“附近软件工厂的书呆子”。

迄今为止，花旗的战略需要让他的实力有用武之地。花旗需要资金，他就向投资者募集了500亿美元，时间比许多竞争对手更早，条件也更为有利。开支和有毒资产必须降低，他就以久经考验的风险管理者的热情推进这项工作。

不过，比起他所能提供的，花旗的困难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领导魅力。同样遭到内部攻击的花旗董事长温·比肖夫爵士(Sir Win Bischoff)表示，那些担忧没有根据。“在目前环境下，我宁愿要一个非常善于理解银行业务具体问题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擅于逢迎的人。”

潘伟迪指出，他在传统的印度文化环境长大，这是他镇静的源由之一。他说：“不可否认的是，我有一部分印度教育一直影响着我。在人生之路上，我有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意识，即潮会涨也会退，而你必须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影响自己在大潮上所处的位置。”

花旗的股东肯定希望他不要被出售浪潮卷走，这些浪潮已经撼动了这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集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