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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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丽[银行家]王丽丽[银行家]

王丽丽,女,中国国籍,1951年4月出生。王丽丽女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后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自2005年10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2000年11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并任副行长,曾任中国银行信贷一部副总经理、信贷管理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行行长助理等职,并曾任中国银行(加拿大)董事长、香港盐业银行董事长。目前还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APEC世界妇女领导人组织成员、国际掉期与衍生交易协会董事会成员、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债协会副会长等职。 2009年12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会议决定提名王丽丽女士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其任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王丽丽有着异常丰富、自如、率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流露出一种你通常并不会预期能在女性身上发现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豪气,或者照她自己的说法,有点“大大咧咧”——工作上的事“什么都忘不了”,;而处理个人事务时,“总是丢三落四”。

身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分管的业务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场部。这个部门有100多人,其业务却涉及工商银行近一半的资产,而且内资银行,无论规模大小,交易员出身的总行级领导,大概只有王丽丽一个。[1]

从业经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女性交易员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王丽丽被分配到财政部,端起了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但她却不满意,“居然”径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换到当时的财政部国外业务局—亦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从事国际业务。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辈”,据王丽丽回忆,人事部的领导看着她“直发愣”—言及此,一阵爽朗的大笑。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获得了批准,而且一下子就将她分到外汇交易室,从事外汇账目管理工作。

她后来才知道,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调动背后,经过了一番对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现的周密审查,因为在当时,外汇交易室是个“核心”部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可以直通总理、副总理,而外汇账目也属于国家核心机密。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向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这样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有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这样,王丽丽挥别了自己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Bank)、国民西敏寺(NationalWestminster,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同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业务,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同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业务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业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听起来像玩笑,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态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般人短,离婚率比一般人高,因为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兴奋,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有时差,同家人的沟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做了16年交易员,因为熟谙业务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领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领导的翻译或秘书。

提拔副处级

不久,王丽丽成为中国银行“文革”后首批提拔到副处级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丽丽看来,经营仕途经济总需要动些专业之外的心思,如果自己能把握住,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动得多了,结果偏离得太远。她表示宁愿做一个“专业干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在专业方面不断提升,超越自己,而其他的事则顺其自然。

国外金融界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交易员要改变职业轨迹,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需要克服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人际能力,或曰沟通能力,因为交易员的工作更多是和数字打交道,缺乏处理“人”的问题的历练。[2]

在国际舞台上

王丽丽回忆着参加APEC峰会时的情景,脸上洋溢着幸福、陶醉的光彩。任职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已历10年,王丽丽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及APEC世界妇女领导人组织成员。

事业与家庭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丽丽并不讳言曾有过的“焦头烂额”。结束在伦敦的任期回到中国银行总部,本想休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却立即被行长委以领导全行信贷改革的重任,其后的三五年间,王丽丽几乎每天“干得昏天黑地,不到晚上10点不下班”。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王丽丽还在办公室加班批贷款。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也在加班,离开办公室时,特地叫人给王丽丽送来一块点心,“当时我太饿了,感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吃完后还要继续加班”。

还有一次,王丽丽的先生在英国学习,留下她独自一人照料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天,王丽丽让儿子放学后在某地铁站等着她去接,可那天因为工作太过繁忙,直到晚上10点,王丽丽才如梦初醒地记起儿子还在等着她,其时正下着雪。

“为了事业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但没必要到这种程度。虽然我是这么过来的,但其实并不赞成女性专业人士要这样做。”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个小插曲时,王丽丽的神情和言语间还带着些愧疚。

现在,虽然还是几乎每天加班,周末也经常要出差,但王丽丽表示,加班时间不会那么久了,尽量和家人共进晚餐,周末如果不出差,“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活动”。

虽然先生有时会“挤兑”她“不食人间烟火”,已经上大学的儿子也会就“人生价值”之类的问题同她争论,但谈起这类家庭生活琐事时,王丽丽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对家人的深深的眷恋与由衷的幸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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