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杰克逊

理查德·杰克逊

理查德·杰克逊，银行家，现年52岁，历任花期银行英国国际保险部总经理、花旗亚太区金融机构业务主管、花旗匈牙利分行主席兼CEO、花旗零售部韩国总经理、花旗韩国联合银行行长等职。

理查德·杰克逊曾在香港、韩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工作多年，在职期间，曾引领花旗韩国联合银行成为韩国第五大银行。 ^[2]

理查德·杰克逊

在深圳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挂牌成立仪式上，深圳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表示，该行计划以收购、合并来迅速扩展自有网络，初期将优先进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同时，理查德表示，深圳平安银行未来发展大计中不包括上市募集资本一项。到目前为止，深圳平安银行仅在深圳、上海和福州三地拥有分支机构，除深圳外，其他两地的网络资源甚至不及外资银行。

理查德表示，深圳平安银行初期将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进行有机扩张。该行正在向监管机构申请新的牌照，以在新的城市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而收购、合并是该行考虑采用的手段之一。理查德昨天否认了深圳平安银行上市的可能性。他表示，银行母公司平安集团是国务院批准的金融控股集团，已经在上海、香港两地上市，并进入资本市场吸收资金，然后将资金在子公司间进行分配。因此，深圳平安银行似乎没有必要再上市融资。

2009年理查德最新照片

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养老之忧

当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变成老龄社会时，都是完全发达的经济体并且有成熟的国家福利体系；而当中国的老龄化降临时，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社会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正在削弱着中国老年人中大部分一直以来依赖的传统的收入与赡养手段——延续工作和大家庭，而中国还来不及形成充分的政府和市场替代方式。

与此同时，基本养老制度从国有企业继承了大量没有资金做实的债务，这意味着高缴费率。尽管今天的退休者享受着丰厚的福利，这个系统的低覆盖率、缴费的低回报率以及缺乏流动性意味着它不可能为未来的劳动者提供充分的福利。

农村执行一个特殊的，只包括个人账户农村养老制度，但是其参与是自愿的，福利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养老制度仅仅刚开始成形。尽管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也就是中国的私人养老金，可能会逐步变成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它们目前仅覆盖少数职工，而且他们是已经加入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2007年，930万劳动者向企业年金缴费，这仅占中国城市劳动力的3.2%和总劳动力的1.2%。

当退休金不足时，延续工作是保证足够收入的手段，然而在中国新的经济秩序中，老年劳动者的雇用率较低。这个现象部分是由于国企改组而造成的。但是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趋势也削弱着老年人赚钱的能力。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老年人中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个人储蓄来保证其退休生活。毕竟，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有名，因为劳动者意识到由于社会保障网不充分，他们到年老时可能需要全靠自己养活自己。

然而即使这样，前景仍令人担忧。大多数家庭的储蓄都投在家庭住房或家庭生意里，在退休时很难快速兑现。尽管最近中国的股票市场在增长，超过三分之二的金融储蓄，仍然趴在银行里，名义利率相当低。

应该说，中国年轻的一代的财富增长很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家庭财富在50岁到60岁期间达到高峰。中国与此相反，目前在30岁后期达到高峰，这一强有力的人群效应，可能会改善将来老年人的经济处境。然而，这个效应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帮助实现广泛的退休保障——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国年轻人的社会安全网络也同老年人的一样不健全。退休储蓄将不得不与其他的需要相竞争——特别是教育和医疗。

按照当前的情况，数千万老年人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退休。正如在多数的东亚社会，中国的孝道伦理要求子女去赡养年老的父母。大多数的老年人和他们成年的子女或其他亲戚住在一起。甚至包括那些在财务上不依靠大家庭的老年人。

然而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老年赡养的支柱逐渐在弱化。几代同堂的家庭尽管仍然普遍，却比一代人之前少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子女与其父母分开，破坏了老年人传统上可以依赖终生的照顾网络。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1.5亿，而据政府的估计，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可能会增加到3亿人。与此同时，随着个人主义或“西方”价值观渐行其道，孝道的伦理本身也正在经历变化。

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可能对中国已经正在弱化的家庭带来新的沉重负担。随着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一个成年子女或姻亲照顾老人的可能性会不断减少。据人口学家乔晓春估算，年满65岁的农村妇女平均有3.5个在世的子女，而城市妇女有3.0个。到2025年，年满65的农村妇女将有2.2个在世的子女，而城市妇女仅有1.3个。中国人称之为“4-2-1”问题——一个子女将需要赡养其2个父母和4个祖父母。

一个年轻的中国加上以农村为主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大家庭，能弥补退休制度覆盖不足的缺陷，而一个迅速发展和迅速老龄化的中国加上弱化的家庭养老功能却是不能的。中国人民明白这一点。最近对城市居民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87%）相信整个社会应该承担起照顾老年人的主要责任。中国目前的退休系统和它未来所需要的系统之间的巨大分离，不仅威胁着老年人物质上的安全感，而且增加了老龄化中国所面对的社会挑战。

理查德畅谈金融危机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并非世界末日，它只是空前的增长和财富创造之后的一次周期性的再调整，尽管这是一场剧烈的调整。仔细研究这场危机，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极具价值的经验教训。”受云南银监局的邀请，5日，我省金融界的数百名专业人士在昆明金融大厦参加了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有关“中资银行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讲座，受益匪浅。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据悉，尽管有着长期的金融职业生涯和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但理查德先生还是提前两个月为此次讲座作了认真的准备;并从“危机的演变路径及影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危机对银行业的启示”3个方面，就中资银行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个人视角。

理查德先生首先谈到，没有人会想像发生这样的危机，且它的影响速度如此之大，影响的行业那么多。这宛如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几乎波及了全球的各个角落。

从金融业到实体经济，从美国华尔街体面的金融家到靠体力生活的农民工，许多国家陷入困境，行业频频告急。这再一次验证了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总结：“经济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可以单独摘除，而是像心跳一样，是有机体的核心。”

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给充足、激进的负债文化、不适合的奖励机制和风险管理政策、市场创新及整合等宏观、微观和行业上的诸多因素，则是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

危机虽然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今年也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但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尚在可控范围内。

“3S”规避同样错误

安全(Safety)科学(Sciengce)、服务(Service)——谈及如何避免同样的错误，理查德先生抛出的是这3个“S”。

理查德先生说，从安全上看，要从监管环境和审慎管理方面构筑安全的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策略。其次，要采取科学的流程及风险测量工具，为日益复杂的风险决策提供支持。另外，服务是理查德先生比较主张的一个理念，他曾经说过“服务是制胜的关键”。因此，金融机构应该注重对客户、股东和社区的服务。经常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我们是否在以正确的方式为正确的客户做正确的事情?对股东，则应为其考虑：股东是否有能力了解他们投资所蕴含的风险?他应该去了解吗?

他说，从个人角度讲，他对中国的监管层是怀有很大的尊敬的。在中国，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行业在当前的监管体系及市场机制中存在很多优势，我们必须保留好的方面，以此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出发点在于，对我们各个机构的管理层及董事会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场危机中汲取其市场教训，那我们银行业今后将变得强大和成功。

最后，理查德先生还谈到，在条件成熟时，平安银行也可能入滇发展。

理查德·杰克逊

深发展发布公告称，该行董事会昨日已审议通过了数个高管人事变动议案，这些议案主要包括现任董事长纽曼将辞去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及董事职务，原董事刘宝瑞、唐开罗、马雪征和刘玮琪辞职，现任行长肖遂宁将出任董事长一职，拟聘任原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担任深发展新任行长，提名理查德·杰克逊和陈伟担任深发展执行董事，提名王利平、姚波、罗世礼、顾敏、叶素兰为深发展非执行董事。值得一提的是，这7位新提名董事皆出自平安系根据公告，本次董事会的人事变动尚需股东大会和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在上述系列人事变动完成后，深发展董事会人数将从目前的15名增加至18名，中国平安将在其中占据多数席位。

与此同时，作为“平深恋”结出的第一个果实，深发展董事会昨日还审议通过了向平安银行进行10亿元同业授信的议案，深发展相关人士表示，深发展和平安银行今后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此外，基于对纽曼在深发展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的肯定，深发展将聘任纽曼担任高级顾问。纽曼对理查德·杰克逊就任新行长一职充满信心，他表示，期待深发展能够在理查德·杰克逊的领导下继续实现进步，并期望深发展能够借力平安集团的入股，获得更大成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