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税
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税”“费”之争
一、问题的提出：费还是税
（一）我国实行的是“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对象目前只是针对城镇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改革的趋向是建立并完善“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方向。1995年3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并对改革的目标和原则作了规定。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调动时，个人账户全部随同转移。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
国务院1998年12月份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制定了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主要政策。职工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由统筹地区根据个人账户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等因素确定比例，部分划入统筹基金。
国务院于1999年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实行用人单位与职工个人共担的原则，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职工个人按照本人工资的1%缴费。
（二）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税”“费”之争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实行的收“费”的方式，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但在建立我国“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中，用人单位和个人不缴、欠缴和中断缴纳保险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2002年底，全国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高达439亿元，对80万户企业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稽核显示，少报、漏报缴费人数320.6万人，金额达23亿元。因此，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
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的人认为开征有以下有利之处：首先，开征社会保险税，有利于增强筹资的强制性，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力度，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采取税收的征管形式，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征税率，为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提供物质保障；第三，开征社会保障税，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机制，保证基金的安全性，降低征缴成本；第四，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目前，全世界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其中近100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险税。[1]
反对开征社会保险税的人认为：首先，开征社会保险税与税收特性相冲突。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性，我国社会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是社会保险与基金储备两种模式融合的部分积累模式，权利义务相对等的特征突出，尤其是个人账户具有私人所有性质，与税收特性相冲突；其次，开征社会保险税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相冲突。收费还是征税，关键取决于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部分积累的社会保险制度适宜采取收费方式；第三，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改变征缴方式不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而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第四，开征社会保险税会使政府重新陷入沉重负担的困境。改变筹资方式，就会使政府陷入对未来社会保险支出负无限责任的困境。[2]
二、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法学分析
由上述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观点来看，社会保险“税”“费”之争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税费的特性；二是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三是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前者涉及到税法学的问题，后两者涉及到社会保障法学的问题。
（一）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税法学分析
1、“税”“费”特性分析
税捐者，系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以财政收入为目的，于具备法定课税要件，所征收之无特定对待给付之金钱给付。税捐不同于规费与受益费，在其无对待给付。[3]
“费”为非税公科，不以对待给付为前提，包括规费和受益费。规费系私人基于公共行政之利用，由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所征收之对待金钱给付，包括行政规费及使用规费。规费之对待给付如为国家之特别行政服务提供，为行政规费，如证书誊本发给、许可执照发给等。规费之对待给付如系交付特定对象或提供其使用公物，则为使用规费，如垃圾清运费、博物馆入场费、路边停车场停车费等。受益费者，系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基于统治权，为满足财政需求，对建造、改良或增建营造物或公共设施，所征收之全部或一部分费用之金钱给付。受益费无须义务人现实取得利益，而只须有取得利益之可能性即可。其有别于规费，在于给付与对待给付间，无须有直接关联性。[4]
因此，社会保险基金筹集采用“税”还是“费”的方式，还取决于社会保险基金是否存在对待给付，如果存在对待给付，则不能实行“税”的方式，而只能实行“费”的方式；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存在对待给付，则不能实行“费”的方式，而只能实行“税”的方式。
2、财政目的规范与诱导管制目的规范
税法以财政收入为目的，称之为财政目的规范。此等规范实行量能课税原则。如果立法者主要系以导入特定政策之形成效果为目的，为诱导管制规范，例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为目的。为达成此种诱导管制功能，而以出售量能负担平等原则为代价。因此，诱导管制规范，其本质即在于打破平等负担原则，作为“经济诱因”以促使纳税人为特定之作为或不作为。[5]
因此，如果以“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需要区分此种征收是以财政收入为目的还是以诱导管制为目的，由此出现的法律规范是税法还是社会法。
（二）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社会保障法学分析
1、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
按照是否进行积累为标准，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基本上有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式、完全积累式和部分积累式。现收现付制实行“以支定收”，“量入为出”的筹措方式，能够实行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入的再分配。完全积累制实际上是本代人对自己收入进行跨时间的分配，即将自己年轻时缴纳的保险费积累起来供退休时用。部分积累制既要实现保险费用的代际转移，又要提高储蓄率以克服现收现付制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缺点。
采用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可以采用收费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征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适合采用收费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采用部分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可以税费结合。
2、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
社会保障从农牧社会的官办、民办、宗教慈善事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从统治者的恩赐发展到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走过的是一条从慈悲到公平、正义之路。 [6]把社会保障事业视为政府的一种义务和责任，承认公民要求社会保障是一种公民权利，标志着社会保障真正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其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之需要的权利。 [7]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无论社会保障制度采用何种筹集模式，即不管是采用“税”的方式，还是采用“费”的方式，政府都理应为公民的社会保障负责，承担无限责任。
我国应建立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
社会保险资金筹集采“税”或“费”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险基金是否符合税费的特性以及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根据上述税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实行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用人单位缴纳的进入社会统筹账户的部分通过税的方式进行征收，职工个人缴纳的进入个人账户的部门以费的方式由社会保险机构征收。
（一）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符合税费的特性
1、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符合税的特性
按照我国现行“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主要是由单位缴纳的费用形成的，缴纳主体是用人单位。这一部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并不具有对待给付性，因此只能是采用税的方式，而不能用费的方式。然而这种税收并不是以财政为目的，而是以社会政策为目的。因此，遵循的并不是量能课税原则，其牺牲平等原则，是因为有更高的宪法基本权保障的公益要求。这符合社会保险税的累退性。由此形成的法律规范也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2、个人账户的资金符合费的特性
按照我国现行规定，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调动时，个人账户全部随同转移。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因此，个人账户的资金是具有对待给付的，不具有税的特性，而符合费的性质。职工个人通过缴费的方式形成的个人账户，属于个人财产，也符合将来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这部分资金可以由个人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投资。
（二）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符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是要建立和完善“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符合“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要求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筹集采用税的方式，个人账户资金筹集采用费的方式。
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这种基本权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与社会。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并没有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方式的多元化，而是以税的方式强化了资金筹集的刚性，强化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符合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理。
（三）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的具体制度构想
1、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人。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人为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职工个人则以缴费的方式形成个人账户，由单位代扣代缴。
2、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社会保险税属于所得税的范畴，既不是流转税，也不是财产税，其课税对象是作为纳税人的企事业单位的“工薪总额”。企事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税金可以列入企业管理费用，在其缴纳所得税时予以扣除。就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其课税对象是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社会保险税的税目。税目设置应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出发，由退休养老保障项目和失业救济项目逐步向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项目并存的格局过渡。[8]
4、社会保险税的税率。社会保险税应采用比例税率，总体税率水平为20%—30%。
5、社会保险税的减免项目。属于下列情形的，应当予以免征或减征：（1）不具备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的；（2）因不可抗力造成重大损失，确实无能力缴纳社会保险税的；（3）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质的捐赠；（4）孤老残疾人员及烈属，从事个体生产经营的；（5）经国家规定的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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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税的若干问题
一、纳税人覆盖面的确定
确定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人，理论界基本上达到共识。主要分歧是涉及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是农村是否纳入征税范围；二是城镇纳税义务人是否应包括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对农村是否纳入征税范围持肯定意见的比较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普遍性和公平性。就社会保险税性质而言，征税的范围应该倾向于更宽泛的覆盖面，即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实施，使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得到保障，这也体现公平。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各国在开征社会保险税之初，都有一定的征税范围限制，不能做到筹资和支付的普遍性。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已经十分富裕，一部分地区比较贫穷，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对于这些地方来讲，更重要的是脱贫、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社会保险问题。对于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全国农村贫困救济基金，从农村税收积累所得。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以乡镇或县为单位建立统筹式的区域性社会保障制度，待有条件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之时，自然把征税范围扩展到农村。因此，基于这种经济二元性突出和管理水平局限性的考虑，暂不能把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农场除外）纳入社会保险税纳税义务人范围。
对于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的事业单位应不应该纳入纳税义务人范围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没有经济收入或其收入不能满足其实际支出需要，如果对其征税，实际是对财政支出征税，这是毫无意义的。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享受着国家养老和公费医疗。但正是这种“国家统包”型的办法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之一。同时，若不对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征税，必然会呈现出社会保险税的不公平，并对其他纳税人心理产生不平衡，从而加大征税的难度。因此，从保持税制的规范性和公平性考虑，城镇纳税人应该包括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其实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公务员也是要征收社会保险税的。
二、征税对象的确定
根据国际惯例，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应为纳税人的工薪收入。我国目前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是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支出与职工个人工资收入。因此，必须对工薪作出准确、规范的界定。
工薪的界定直接关系税基的确定。其确定依据有二：首先要考虑税收收入，应尽可能宽一些；同时，也要考虑征管的便利，要具有可操作性。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税税基宽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即不实行个人所得税的抵扣项目。而且他们在计算个人应税收入时，不仅要计算货币工资，还要计算“附加福利”。所谓“附加福利”是指雇员获得的除货币工资和薪水以外的所得利益，如雇主提供的汽车、住宿、休闲工具、培训开支等。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是以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统计项目为税基。这样税基可以扩宽，同时也可以对税收收入进行实时预测和评价，为征收提供了现成的依据。
关于社会保险税的税基是否需要设置上限或下限的问题至今尚有争论。就基本养老保险而言，在过去缴费体制下，设置了上限和下限，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沿袭这种做法。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税工薪收入应是职工的全部工薪收入，在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前提下，比较合适的选择是既不设上限也不设下限。
三、税目、税率的确定
在《劳动法》规定的五个社会保险险种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涉及的人群范围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涉及的基金金额也最大。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应重点解决城镇劳动者共同的基本养老、失业及医疗保险需要。这三种险种的实施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同时也考虑到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因此，应该将当前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对象确定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基本险种，亦即将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合并，统一改征社会保险税。
从税率的设计原理上讲，社会保险税率的确定应以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进行测算。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税的税率一般都要经过科学精密的计算得出。受经济发展水平低和测算体系不完善等条件的影响，我国制定具体税率时计算和论证很难做到十分精密和科学，经验指标通常占很大比重。根据各国经验，社会保险税开征时总体税率水平低一点，随着税目的拓宽，税率再逐步提高，以免出现像西欧高福利国家那样形成过高的税收成本，而限制就业和影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也不能太低，以避免增加收支矛盾，增加政府承担的风险。结合我国实际，考虑到社会保险税要从现行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的基础转换过来，保证平稳转换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况且在目前情况下，超出现有纳税人的税负水平的空间十分有限。因而较为稳妥的办法就是将现行社会保险费率继承下来。
税率形式的采用大部分国家采用比例税率，即在规定的税基限额下适用一个税率；但也有少数的国家认为社会保险税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分支，具有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的功能，应采用累进税率，即根据工薪收入的不同级距设置不同税率。其实，社会保险税只是一种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筹集资金的形式，是专税专用，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特殊税种，在性质上与个人所得税不同。因此，考虑到社会保险税的性质和本着征税简便、降低税收成本的原则，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形式应确定为比例税率。根据我国国情和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等政策要求，减少社会保险税的累退性影响，应以实行分类税率制为宜。根据不同税目特点实行分类税率制有利于政府更为准确地把握基金的收支控制，有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并能体现“专税专用”的要求；纳税人缴税时知道缴税后享受的保障权利，更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险税的依赖和支持。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对社会保险税更为灵活的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费还是税
（一）我国实行的是“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对象目前只是针对城镇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改革的趋向是建立并完善“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方向。1995年3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并对改革的目标和原则作了规定。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调动时，个人账户全部随同转移。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
国务院1998年12月份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制定了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主要政策。职工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由统筹地区根据个人账户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等因素确定比例，部分划入统筹基金。
国务院于1999年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实行用人单位与职工个人共担的原则，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职工个人按照本人工资的1%缴费。
（二）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税”“费”之争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实行的收“费”的方式，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但在建立我国“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中，用人单位和个人不缴、欠缴和中断缴纳保险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2002年底，全国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高达439亿元，对80万户企业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稽核显示，少报、漏报缴费人数320.6万人，金额达23亿元。因此，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
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的人认为开征有以下有利之处：首先，开征社会保险税，有利于增强筹资的强制性，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力度，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采取税收的征管形式，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征税率，为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提供物质保障；第三，开征社会保障税，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机制，保证基金的安全性，降低征缴成本；第四，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目前，全世界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其中近100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险税。[1]
反对开征社会保险税的人认为：首先，开征社会保险税与税收特性相冲突。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性，我国社会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是社会保险与基金储备两种模式融合的部分积累模式，权利义务相对等的特征突出，尤其是个人账户具有私人所有性质，与税收特性相冲突；其次，开征社会保险税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相冲突。收费还是征税，关键取决于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部分积累的社会保险制度适宜采取收费方式；第三，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改变征缴方式不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而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第四，开征社会保险税会使政府重新陷入沉重负担的困境。改变筹资方式，就会使政府陷入对未来社会保险支出负无限责任的困境。[2]
二、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法学分析
由上述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观点来看，社会保险“税”“费”之争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税费的特性；二是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三是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前者涉及到税法学的问题，后两者涉及到社会保障法学的问题。
（一）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税法学分析
1、“税”“费”特性分析
税捐者，系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以财政收入为目的，于具备法定课税要件，所征收之无特定对待给付之金钱给付。税捐不同于规费与受益费，在其无对待给付。[3]
“费”为非税公科，不以对待给付为前提，包括规费和受益费。规费系私人基于公共行政之利用，由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所征收之对待金钱给付，包括行政规费及使用规费。规费之对待给付如为国家之特别行政服务提供，为行政规费，如证书誊本发给、许可执照发给等。规费之对待给付如系交付特定对象或提供其使用公物，则为使用规费，如垃圾清运费、博物馆入场费、路边停车场停车费等。受益费者，系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基于统治权，为满足财政需求，对建造、改良或增建营造物或公共设施，所征收之全部或一部分费用之金钱给付。受益费无须义务人现实取得利益，而只须有取得利益之可能性即可。其有别于规费，在于给付与对待给付间，无须有直接关联性。[4]
因此，社会保险基金筹集采用“税”还是“费”的方式，还取决于社会保险基金是否存在对待给付，如果存在对待给付，则不能实行“税”的方式，而只能实行“费”的方式；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存在对待给付，则不能实行“费”的方式，而只能实行“税”的方式。
2、财政目的规范与诱导管制目的规范
税法以财政收入为目的，称之为财政目的规范。此等规范实行量能课税原则。如果立法者主要系以导入特定政策之形成效果为目的，为诱导管制规范，例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为目的。为达成此种诱导管制功能，而以出售量能负担平等原则为代价。因此，诱导管制规范，其本质即在于打破平等负担原则，作为“经济诱因”以促使纳税人为特定之作为或不作为。[5]
因此，如果以“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需要区分此种征收是以财政收入为目的还是以诱导管制为目的，由此出现的法律规范是税法还是社会法。
（二）社会保险“税”“费”之争的社会保障法学分析
1、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
按照是否进行积累为标准，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基本上有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式、完全积累式和部分积累式。现收现付制实行“以支定收”，“量入为出”的筹措方式，能够实行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入的再分配。完全积累制实际上是本代人对自己收入进行跨时间的分配，即将自己年轻时缴纳的保险费积累起来供退休时用。部分积累制既要实现保险费用的代际转移，又要提高储蓄率以克服现收现付制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缺点。
采用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可以采用收费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征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适合采用收费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采用部分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可以税费结合。
2、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
社会保障从农牧社会的官办、民办、宗教慈善事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从统治者的恩赐发展到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走过的是一条从慈悲到公平、正义之路。 [6]把社会保障事业视为政府的一种义务和责任，承认公民要求社会保障是一种公民权利，标志着社会保障真正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其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之需要的权利。 [7]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无论社会保障制度采用何种筹集模式，即不管是采用“税”的方式，还是采用“费”的方式，政府都理应为公民的社会保障负责，承担无限责任。
我国应建立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
社会保险资金筹集采“税”或“费”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险基金是否符合税费的特性以及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根据上述税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实行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用人单位缴纳的进入社会统筹账户的部分通过税的方式进行征收，职工个人缴纳的进入个人账户的部门以费的方式由社会保险机构征收。
（一）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符合税费的特性
1、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符合税的特性
按照我国现行“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主要是由单位缴纳的费用形成的，缴纳主体是用人单位。这一部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并不具有对待给付性，因此只能是采用税的方式，而不能用费的方式。然而这种税收并不是以财政为目的，而是以社会政策为目的。因此，遵循的并不是量能课税原则，其牺牲平等原则，是因为有更高的宪法基本权保障的公益要求。这符合社会保险税的累退性。由此形成的法律规范也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2、个人账户的资金符合费的特性
按照我国现行规定，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调动时，个人账户全部随同转移。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因此，个人账户的资金是具有对待给付的，不具有税的特性，而符合费的性质。职工个人通过缴费的方式形成的个人账户，属于个人财产，也符合将来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这部分资金可以由个人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投资。
（二）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符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是要建立和完善“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符合“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要求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筹集采用税的方式，个人账户资金筹集采用费的方式。
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这种基本权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与社会。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并没有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方式的多元化，而是以税的方式强化了资金筹集的刚性，强化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符合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理。
（三）税费结合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的具体制度构想
1、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人。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人为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职工个人则以缴费的方式形成个人账户，由单位代扣代缴。
2、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社会保险税属于所得税的范畴，既不是流转税，也不是财产税，其课税对象是作为纳税人的企事业单位的“工薪总额”。企事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税金可以列入企业管理费用，在其缴纳所得税时予以扣除。就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其课税对象是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社会保险税的税目。税目设置应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出发，由退休养老保障项目和失业救济项目逐步向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项目并存的格局过渡。[8]
4、社会保险税的税率。社会保险税应采用比例税率，总体税率水平为20%—30%。
5、社会保险税的减免项目。属于下列情形的，应当予以免征或减征：（1）不具备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的；（2）因不可抗力造成重大损失，确实无能力缴纳社会保险税的；（3）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质的捐赠；（4）孤老残疾人员及烈属，从事个体生产经营的；（5）经国家规定的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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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税的若干问题
一、纳税人覆盖面的确定
确定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人，理论界基本上达到共识。主要分歧是涉及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是农村是否纳入征税范围；二是城镇纳税义务人是否应包括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对农村是否纳入征税范围持肯定意见的比较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普遍性和公平性。就社会保险税性质而言，征税的范围应该倾向于更宽泛的覆盖面，即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实施，使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得到保障，这也体现公平。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各国在开征社会保险税之初，都有一定的征税范围限制，不能做到筹资和支付的普遍性。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已经十分富裕，一部分地区比较贫穷，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对于这些地方来讲，更重要的是脱贫、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社会保险问题。对于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全国农村贫困救济基金，从农村税收积累所得。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以乡镇或县为单位建立统筹式的区域性社会保障制度，待有条件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之时，自然把征税范围扩展到农村。因此，基于这种经济二元性突出和管理水平局限性的考虑，暂不能把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农场除外）纳入社会保险税纳税义务人范围。
对于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的事业单位应不应该纳入纳税义务人范围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没有经济收入或其收入不能满足其实际支出需要，如果对其征税，实际是对财政支出征税，这是毫无意义的。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享受着国家养老和公费医疗。但正是这种“国家统包”型的办法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之一。同时，若不对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征税，必然会呈现出社会保险税的不公平，并对其他纳税人心理产生不平衡，从而加大征税的难度。因此，从保持税制的规范性和公平性考虑，城镇纳税人应该包括党政机关和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其实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公务员也是要征收社会保险税的。
二、征税对象的确定
根据国际惯例，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应为纳税人的工薪收入。我国目前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是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支出与职工个人工资收入。因此，必须对工薪作出准确、规范的界定。
工薪的界定直接关系税基的确定。其确定依据有二：首先要考虑税收收入，应尽可能宽一些；同时，也要考虑征管的便利，要具有可操作性。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税税基宽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即不实行个人所得税的抵扣项目。而且他们在计算个人应税收入时，不仅要计算货币工资，还要计算“附加福利”。所谓“附加福利”是指雇员获得的除货币工资和薪水以外的所得利益，如雇主提供的汽车、住宿、休闲工具、培训开支等。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是以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统计项目为税基。这样税基可以扩宽，同时也可以对税收收入进行实时预测和评价，为征收提供了现成的依据。
关于社会保险税的税基是否需要设置上限或下限的问题至今尚有争论。就基本养老保险而言，在过去缴费体制下，设置了上限和下限，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沿袭这种做法。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税工薪收入应是职工的全部工薪收入，在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前提下，比较合适的选择是既不设上限也不设下限。
三、税目、税率的确定
在《劳动法》规定的五个社会保险险种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涉及的人群范围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涉及的基金金额也最大。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应重点解决城镇劳动者共同的基本养老、失业及医疗保险需要。这三种险种的实施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同时也考虑到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因此，应该将当前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对象确定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基本险种，亦即将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合并，统一改征社会保险税。
从税率的设计原理上讲，社会保险税率的确定应以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进行测算。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税的税率一般都要经过科学精密的计算得出。受经济发展水平低和测算体系不完善等条件的影响，我国制定具体税率时计算和论证很难做到十分精密和科学，经验指标通常占很大比重。根据各国经验，社会保险税开征时总体税率水平低一点，随着税目的拓宽，税率再逐步提高，以免出现像西欧高福利国家那样形成过高的税收成本，而限制就业和影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也不能太低，以避免增加收支矛盾，增加政府承担的风险。结合我国实际，考虑到社会保险税要从现行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的基础转换过来，保证平稳转换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况且在目前情况下，超出现有纳税人的税负水平的空间十分有限。因而较为稳妥的办法就是将现行社会保险费率继承下来。
税率形式的采用大部分国家采用比例税率，即在规定的税基限额下适用一个税率；但也有少数的国家认为社会保险税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分支，具有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的功能，应采用累进税率，即根据工薪收入的不同级距设置不同税率。其实，社会保险税只是一种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筹集资金的形式，是专税专用，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特殊税种，在性质上与个人所得税不同。因此，考虑到社会保险税的性质和本着征税简便、降低税收成本的原则，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形式应确定为比例税率。根据我国国情和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等政策要求，减少社会保险税的累退性影响，应以实行分类税率制为宜。根据不同税目特点实行分类税率制有利于政府更为准确地把握基金的收支控制，有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并能体现“专税专用”的要求；纳税人缴税时知道缴税后享受的保障权利，更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险税的依赖和支持。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对社会保险税更为灵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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