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岳泉

　　备者，立身处世之大要也。国有备，则外侮不能侵；人有备，则忧虑不足虑。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对父母、妻子、儿女真爱的表现乃在他对这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有万全的准备，保持适当的寿险，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国民该负起的义务。”
                         　　　　　　　　　　　　　　　　　　　　　　－－中国寿险大王——吕岳泉

　　吕岳泉是一个贫穷船工的儿子，他凭借天资、勤奋和运气，靠着天时、地利、人和，创办了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建立了中国人的寿险体系，建造了中国人最早、也是最宏伟的人寿保险大楼，凭着一股热血，在动荡的年代艰辛地闯出了一片天地，使华安的寿险事业走向全国，并且冲出了国门。

　　保险业是伴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而进入中国的。早在1805年，由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维森（W．S．Davidson）发起，在广州设立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即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1835年在广州有于仁洋面保险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这两家保险行都是做财产保险的。鸦片战争后更多外商产险公司成立。中国人自办的产险公司从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营运后不久开始产生，先后有保险招商局、济和、仁和等保险公司设立。相对而言？熏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外商人寿保险公司在1846年即有英商永福和大东方两家公司设立，但由于缺乏有关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的统计，所以在1888年之前，外商人寿保险公司不承保华人寿险，只承保在华外侨的寿险。但是到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英籍和美籍外侨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余人，所以寿险公司承保华人客户是必然的趋势。但当时，无论外商、华商，寿险公司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远小于产险公司。

　　20世纪初，华资寿险曾一度兴起，但由于经营不善，停业者居多，1912年，吕岳泉总结以前华资寿险公司的经验教训，征得当时政界要人、工商巨绅的支持，在上海创办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公司以维护民族权益为宗旨，而且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华安合群的创立成为民族寿险兴起的标志。

　　船工之子开创华安

　　1877年，上海浦东川沙的一个普通船家降生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他就是吕岳泉。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私塾去念书，但只读了三年，就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吕岳泉12岁时，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去当佣人。这家主人就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穆勒。吕岳泉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不少生活英语，并在主人洽谈业务时，留心观察，积累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吕岳泉借着穆勒招聘助手的机会，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推销成绩，成功地进入公司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公司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吕岳泉走马上任之后，为在当地如何打开业务，颇动了一番脑筋。他从当时南京的总督衙署下手，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后来，端方不仅自己投保了寿险，还下令僚属一律投保，以为商民倡导，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吕岳泉不仅通过当地的商会积极介绍国内外寿险业现状和前景，也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商界巨头。

　　当时的南京正是革命党人藏龙卧虎之地，受他们感召，吕岳泉也参加了同盟会，希望有一天能用寿险业福国利民。辛亥年秋末，民国建立之初，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公司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商定由徐出面，约请王人文、吕天民、朱葆三、桑铁珊等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发起组织一家人寿保险公司。

　　华安公司于1911年6月1日在上海外滩30号开幕。徐绍桢任董事长，吕岳泉任总经理。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开国元勋都派人来致贺。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了当时首家寿险公司总经理，在商界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新星。

　　夹缝中的生存智慧

　　华安开张后，吕岳泉才真正感到万事开头难。凭借吕岳泉在永年保险公司长年跑业务的丰富经验，不愁开拓市场，招揽业务，但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却让他感到难以应付。华安之前，国内也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业务原理不明白，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到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价聘用了永年保险公司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自己兼任营业部主任，暂时使华安运转了起来。

　　受时局影响，股东们对华安公司聘用外国人纷纷感到不满，议论得沸沸扬扬，吕岳泉却似乎听而不闻。年中股东大会上，他把和郁赐所签的合同向股东公开：聘用期五年，期满是否续聘另议；总司理须按和公司订明的职权范围、要求工作，不得擅权。这一举动打消了股东们心中的疑窦。

　　与此同时，吕岳泉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营业员经乾坤年青聪明，勤奋好学；刚入公司的实习生周大纶是名牌大学的数学尖子。吕岳泉面授机宜，让他们分别跟郁赐和第弗利斯边工作边学艺。几年下来，经乾坤悉心钻研，对寿险业管理颇有所获，先被提拔为坐办，又升为副经理，逐步取代了郁赐。周大纶也脱颖而出，胜任了计算师工作。这时，大家才感到吕岳泉聘用“客卿”的玄机。

　　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吕岳泉从职员中选拔优秀人员加以培养，每当华安有新人进公司，吕岳泉都亲自主持短期培训班。他主讲敬业课，总要回顾早年走家串户推销营业的甘苦，以“失败一百次，成功一次即为成功”相勉励。华安每年举行几次营业竞赛，一方面鼓励业务的推进，一方面促进人员销售技巧的提高。吕岳泉经常和各地教育机构联系，还于1924年开办了华安人寿保险专业函授学校。他自任校长，以每六个月为一届，设置人寿保险原理、寿险种类、招徕学、商业道德等科目，当时经介绍就学的有600人，远至云贵等省及南洋群岛，都有学员前来就学。学员中有三分之一左右被华安或其他保险公司录用。大批寿险业人才的培养，为华安业务大腾飞打下了基础。

　　当时社会上对于寿险的意义还不明了，华安公司成立不久，就常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介绍寿险的短文，还着手编印《华安杂志》，阐述人寿保险对保障身家幸福的意义，分赠保户供营业员招徕业务之用。此外，吕岳泉还约请记者召开茶话会，座谈寿险业意义。黎元洪、冯国璋、陈其美、王一亭等各界名流，也应华安的邀请在报上题辞、撰文，宣传寿险业和华安公司。

　　吕岳泉宣传寿险业务，也紧紧贴住社会脉搏。当时，国内保护劳工的呼声日甚一日，其中热门话题，就是劳动保险。吕岳泉加紧宣传，实行劳动保险，是社会文明进步标志。从1926年起，公司拟定团体保寿章程，保额由企业决定，保费由企业缴纳，如遇职工身故，即将赔款交由企业转给家属领取。率先投保的有商务印书馆、新闻报社、家庭工业社、光华火油公司等数十家企业。团体投保，不仅扩大了公司业务，还提高了社会影响。

　　吕岳泉懂得宣传只有在过硬的信誉之上，才会真正有效应。信誉是华安的生命，这是吕岳泉的口头禅。华安刚开业，上海一家商号跑街先生刚投保，便不幸外出车祸身亡，一家老小不知日后如何谋生。华安马上派人登门慰问，送上赔款1000元大洋。当时，上海绑票案奇多，一些富商大贾到保险公司投保，也为防备这类不测之祸。每有这些事件发生，吕岳泉和他们的家属一起，想方设法使保户安全归来。

　　重人才、善宣传、重商誉，华安业务在吕岳泉的带领下一天天发达起来。

　　业务日盛走出国门

　　经过吕岳泉一番辛勤耕耘，华安已名噪一时。1919年的冬末，公司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3万4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营业场所也已感局促，吕岳泉把它从外滩一处迁到居民稠集的江西路、新康路、北四川路三处，上海业务更加繁盛。吕岳泉审时度势，又把华安的业务推向国内其他大中城市——华北重镇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郑州、洛阳；江南富庶之地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沿海沿江通商的口岸广州、汉口、福建、厦门；这些地方都聚居着一些绅商和中等人家，华安都在当地开设了分支公司，这些城市的车站、码头，华安广告触目可及。一时投保户迅速增加到上万户以上，吸纳资金高达200～300万元。

　　国内市场纷纷占领，华安又把触角伸向海外。1925年春天，吕岳泉远涉重洋，亲自到爪哇岛上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和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宣传招揽寿险业务。这两个地方从中国沿海广东、福建去的侨民人数众多，吕岳泉和侨领们推诚相见，并力邀雅加达中华商会会长郭天如和棉兰中华商会会长徐华新出任当地分公司的经理，经过一番宣传鼓动，加上侨民的爱国之情，投保者一时如潮。没几年，南洋侨胞的投保额高达366万荷兰盾（当时每盾折国币8角），分支机构遍设华侨聚集的海外各国。

　　资金大量吸进，还需要有效的投资和运转，这才是保险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当时，国内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似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下上海静安寺路一块约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此后，他还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堍买下一块6亩余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这些地皮买下，房地产行情不出他所料，逐年“升温”。

　　上海静安寺路随着市中心西移，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第一流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建成8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华安大厦第二层作办公用，底层出租，第三至第八层经营附属华安饭店。该大厦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起了广告的作用，更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华安大厦造好，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600万元。这样巨大的资金，实行单一投资，全部投进房地产，自然风险过大。因此，吕岳泉决定又购买了数百万元公债和优异企业股票，投资收益良好。1930年，吕岳泉把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价16％以上，公司又赚了一笔大钱。第二年，华安把原资本规银20万两折成银元，增资到50万元，公司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

　　战乱破坏生计不保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上海的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上海，华安的投保客户直线下跌。另外，吕岳泉把吸纳的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效益丧失殆尽。为了挽回公司亏损的局面，吕岳泉转移重心南下，他在南方建造了一幢6层华安大楼，除分公司业务所用外，还出租一部份给当地商人开饭店。同时，又再度飘洋过海，亲自到雅加达和棉兰两地视察营业情况，策划扩大营业。但由于整个公司盈不抵亏，这些努力只是杯水车薪。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公司在当地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设金门饭店，与此同时，广州、汉口、重庆等地分公司告急电函又频频飞至，相继停业。战火不仅随时夺走无数居民的生命和家庭幸福，还促使币值迅速跌落。原定的保户保费和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华安能够有机会东山再起。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他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吕岳泉日盼夜盼，苦苦支撑，终于等到抗战结束，怎料内战重开，国内通货膨胀，经济环境更是江河日下。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于1953年11月在香港寓所病逝。

　　1954年末，华安按照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清理工作，共有清偿价值户8500余户，金额值人民币309．9万元。其中登记要求领款的保户为3300余户，应偿付金额为170万元。此外，华安在汉口、南京的房地产及其他零星资产，陆续变卖抵交应上缴国库欠款。国外印度尼西亚分公司（即前雅加达和棉兰分公司）当时尚在营业，后也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印尼方面磋商，于1961年12月8日以印尼币500万盾售给印尼，出售价款也上缴国库，抵充国内未登记清偿户的欠款。至此，曾经开创过中国近代寿险先河的华安公司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